从禁果到灵药:《当我们谈论书籍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2020-02-10 03:02:52 英语学习·教师版 2020年1期

张丽文

摘 要:当今时代的阅读行为,如同过去的宗教仪式一般,被赋予大量神圣意义乃至实用功效。纸质图书的生存危机,更是点燃了当代文化人的焦虑,他们唯恐深度阅读时代终将让位于快餐娱乐时代。利娅·普莱斯的新书《当我们谈论书籍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从古今读者留下的只言片语推敲阅读行为背后的文化心态,指出阅读崇拜尤其是纸书崇拜的历史其实非常短暂。曾几何时,读书不仅不能解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种种问题,反而被视为引发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我们当下所崇拜的,也许恰恰是几个世纪前的人们所恐惧的。普莱斯委婉地建议,无论是英文系出身的专业读者,还是象牙塔外的广大读者,都应该多关注书籍的物质特性和生命循环,意识到书籍远远不是天然值得顶礼膜拜的神圣事物。

关键词:利娅·普莱斯;阅读史;书籍史

2019年8月,《当我们谈论书籍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以下简称《谈论书籍》)面世之际,作者利娅·普莱斯(Leah Price)在罗格斯大学成立“红字印刷”(Scarlet Letterpress)书籍史研究中心。这个名称取自小说《红字》的标题,似乎也在借用这部小说的救赎主题。当今时代的阅读行为,如同过去的宗教仪式一般,被赋予大量神圣意义乃至实用功效。无论是教授、政客还是演员,人人以晒书单为荣。精神空虚?读书帮你充实灵魂。婚恋不顺?读书帮你找到真爱。事业瓶颈?读书帮你走上人生巅峰。曾几何时,读书不仅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被视为引发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书籍曾是禁果,如今已成灵药。纸质图书的生存危机,更是点燃了当代文化人的焦虑,他们唯恐深度阅读时代终将让位于快餐娱乐时代。1994年,普莱斯亲眼见证一家独立书店的门面即将被星巴克取代,值此变迁之际,书店橱窗刚好在展销当年新书《古登堡挽歌》(The Gutenberg Elegies),哀叹印刷图书时代渐行渐远(Price,2019)。

《古登堡挽歌》提到的“阅读战争”(reading wars)概念,也是普莱斯这部新作的灵感起源。本书的暂定标题几经更迭,最初叫作“有经典的民族:阅读战争的前线战报”(People of the Book: Dispatche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the Reading Wars),意在说明阅读战争有如宗教战争,读者们纷纷为自己的阅读习惯正名,非我所读,必非正途。后来她将主标题“有经典的民族”改为“Overbooked”,既可指图书过量,也能用来暗示图书承载的过量期望值。今年主副标题全盘更新,最终定为“当我们谈论书籍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阅读的历史与未来”(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Books: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Reading),全面梳理阅读心态的变迁。

普莱斯治学生涯迄今三部著作,分别考察阅读史的三个方面——内容编纂、物质载体、阅读心态。第一部《选集与小说的兴起:从理查逊到乔治·艾略特》(The Anthology and the Rise of the Novel: From Richardson to George Eliot),研究18—19世纪的文学选集,探讨选集这一出版形式究竟解决了读者怎样的阅读需求,又如何影响作者的文坛地位和创作原则。小说因何而兴起,众说纷纭。伊恩·瓦特(Ian Watt)在《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ovel)中考察社会经济因素,南希·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所著《欲望与家庭小说》(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将小说的兴起归因于新兴的婚姻家庭观念,普莱斯则认为小说地位的提高也与阅读习惯的变化有关。阅读习惯之争,古人今人心同此理,論辩的焦点多有相似。读书究竟是为了情节,还是为了思想?只问情节不问思想,是不是低级趣味的表现?对于 18—19世纪的英国文化人,“要情操还是要情节”(sentiment versus story)是个严肃的读书品位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文学选集的编纂风格是阅读趣味变化的风向标。18世纪盛行的格言摘抄选集,曾经帮助小说及其他“低级趣味读物”提高文坛地位,但到了19世纪,小说逐渐拥有艺术作品的尊严,开始讲究整体性,碎片化的格言摘抄沦为茶余饭后的消遣读物。

书籍史不仅仅是文本内容的历史,也是物质媒介的历史。普莱斯的第二部著作《维多利亚时期如何以书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Books in Victorian Britain),主题正是“书本这一物品”(book-object)。书除了能读,还能做什么?装点书架,砸人(比如《简·爱》当中恶少约翰抄起简正在读的书砸她),拍卖(《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当中玛琪·塔利弗心疼家里的旧书被变卖),赌咒发誓(《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当中磨坊主塔利弗要求儿子手按《圣经》发毒誓)。由此引出一个文化史问题,书和其他物品有没有本质区别?本书将书籍拉下神坛,探索它从印刷厂到垃圾场的生命循环,以及书籍的每一个使用阶段、每一种使用方式折射出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供奉于厅堂,或者撕下来包肉,两种用法本没有高低之别,但由于前者往往是富贵人家所为,后者往往与贩夫走卒挂钩,使用者的身份境遇在无形中左右着人们对书籍用法的偏见。

普莱斯的前两部书考察了大量文本和副文本证据,而《谈论书籍》重点关注读者证言(reader testimony),从古今读者留下的只言片语推敲阅读行为背后的文化心态。比起过去的年代,21世纪的读者证言相对容易获取。本书开篇列举了21世纪初有关阅读习惯的一系列问卷调查,问题措辞各有微调,但调查者往往得出相似的结论:纸质图书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深度阅读的好习惯也随之渐行渐远。虽然也有证据显示新世纪初纸质图书销量下降可以归咎于2008年经济危机,人们却更愿意沉溺于印刷终结论的焦虑(Price,2019)。随着电子图书的到来,书籍的物质形式引起广泛关注,并引发一波集体怀旧。曾几何时,书只是作者和读者沟通的渠道,很少有人特意区分书本和文本。而今,书架相比于电子设备,正如烛台相比于家用电灯,前者的现实功能逐渐弱化,装饰作用和象征意义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价值(Price,2019)。

普莱斯身为爱书之人,面对时下流行的纸质图书危机论,并没有随声附和,而是风趣地指出,我们当下无比怀念的深度阅读时代,也许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纸质图书时代的读者,未必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重视阅读、珍爱书籍。她略有些哭笑不得地回忆,书籍史了解得越多,越难以盲目崇拜经典文本。书籍史告诉她,诸如《傲慢与偏见》之类的严肃文学作品,问世之初的销量远远赶不上同时期的菜谱,尽管我们提到“书籍”一词,第一反应绝不可能联想到菜谱。18世纪富贵人家的书架上摆满“开卷有益”的书籍,而读者们真正爱不释手的小说,也许藏在隐蔽抽屉里,没有机会登堂入室供人赏玩(Price, 2019)。书籍上保存的读者印记(book traces),未必是认真严肃的笔记注疏,很多是漫不经心乱翻书留下的食物残渣和咖啡渍。同一种读者印记也可以有截然相反的解释。比如爱尔兰幽默大师弗兰·奥布莱恩(Flann OBrien)调侃道,为了打造手不释卷的形象,不妨专门雇人在藏书上洒咖啡渍(Price,2019)。生活在纸质图书年代的人们,究竟有没有认真读书,不得而知。

从扉页到尾页(from cover to cover)毕恭毕敬的深度阅读,也只不过是当代读者对过去的浪漫想象。《卫报》2010年的一篇文章《慢读的艺术》(“The Art of Slow Reading”),感慨现代科技导致时间精力碎片化,人们再也不可能静下心来阅读理查逊的鸿篇巨制《克拉丽莎》(引用自Price,2019)。选取《克拉丽莎》作为古人深度阅读的例证,普莱斯对此不以为然。《选集与小说的兴起》已经指出,18世纪的读者没有耐心从头到尾读完菲尔丁、理查逊的大部头小说,文学选集应运而生。《談论书籍》进一步挖掘《克拉丽莎》相关的阅读趣事,发现了一些令人大跌眼镜的阅读方式,比如专挑里面的重口味情节读,或者一边算账一边让妻子读给自己听(Price,2019)。互联网时代的电子书,只不过是新时代的索引手册,提供了更快捷的略读手段,而没有根本改变广大读者的阅读习惯。当代的大学生们,一边在调查问卷中宣称纸质书比电子书更有益于提高专注力,一边在学期末将买来的崭新二手教材完璧归赵。狄更斯生前很少收藏小说,而是与他的热心读者们一样,从流动图书馆借来翻翻即可。买卖教材的大学生,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流动图书馆订阅者并没有本质区别。书籍原则上是书虫的至爱,实际上却经常是房中的累赘物品、眼中的浮光掠影。速读和品读,无非是交替出现的两种流行风尚。如今推崇品读经典的鸡汤写手,几年前未必没有大肆推销各种速读诀窍。

同理,对书本的敬畏也是物质生活富足的现代读者强加于古人的道德观。普莱斯指出,敬惜字纸、爱书如命、手不释卷,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美德,实际上带有鲜明的中产阶级色彩。尤其是18—19世纪,用自己的双手捧读书籍,是中产阶级的特色行为。贵族会心不在焉地听仆人给他们朗读,街头小贩会拿书纸包装食物。亨利·梅修(Henry Mayhew)编纂的《伦敦劳工与伦敦贫民》(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记录了底层人民使用书籍的大量案例。旧书、旧报纸、旧账本一旦离开原主,命运大抵相同:或为渔民用来包装海产品,或由拾荒者按重量低价卖出(Mayhew,1861-62)。写有文字的纸张,作为文字媒介的阶段各有不同境遇,但最终殊途同归,成为最普通的废弃物品,由底层人民循环利用。普莱斯提醒读者,我们时常理所当然地轻视某些不尊重书籍的行为,但我们的轻蔑态度,未尝不是长期浸淫于中产阶级价值观的结果。

人们对读书这件事本身的价值判断也并非一成不变。我们当下所崇拜的,也许恰恰是几个世纪前的人们所恐惧的。比如18—19世纪英国小说,我们今天奉为经典,而当时的小说家们却要苦苦挣扎在精英读者和大众读者之间,在夹缝中寻找立足之地,最终往往悲观失望(Brantlinger,1998)。小说的兴起,正是在呈现或对抗上流社会乃至中产阶级对底层人民读书识字的防范心理。理查逊《帕美拉》(Pamela)男主人公B先生对帕美拉意图不轨,羞辱她的借口便是“耽于弄笔,不务针线”(Richardson,1741)。堂吉诃德醉心骑士小说耽于幻想、包法利夫人沉迷浪漫小说红杏出墙,更是欧洲文学史上著名的读书误人寓言,吸引无数后世作家和批评家去拓展、修正或戏仿。如今,很少有人担心读书耽误正事,更多人提倡读书陶冶情操。在通勤路上,在旅游景点,读书的人群常常被誉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没有手机信号的伦敦地铁上,人人读书的画面广为流传,一度成为全民读书的经典案例。亚马逊发布的一则Kindle阅读器广告,强调Kindle适合带去假日海滩上用来读书(Price,2019)。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读书曾经是引起警惕的消遣行为,现在成了广为称颂的美德,可以用来装点门面、创造利润。

在流行观念中,书籍甚至成了现代病的万能解药。电脑屏幕毁眼,纸质图书护眼;手机让人变傻,读书使人明智;生活使人忧愁,读书使人快乐;行万里路奔波劳累,读万卷书荡涤心灵。有位记者做了个粗略统计,美国人每年平均花上1500小时看手机,这么长的时间足够把《追忆似水年华》通读二十遍。普莱斯不由得调侃,前智能手机时代,也没听说谁读了那么多遍《追忆似水年华》(Price,2019)。任何一个年代都有诱人的碎片化信息载体,比如19世纪的报纸、16—19世纪盛行不衰的友谊画册(friendship album)。印刷品或者更早的手写读物,从来不是注意力和求知欲的保障。书籍崇拜也掩盖了一些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比如医疗资源短缺。时下流行的阅读疗法(bibliotherapy),给心理疾病患者推荐自助书籍,调查表明虽然效果赶不上专业的心理咨询,但至少聊胜于无。英国公费医疗经费锐减、美国医疗保险覆盖率堪忧,很多患者确实只能依靠阅读疗法暂且自救(Price, 2019)。

然而书籍到底是不是缓解身心疾病的灵药,有待商榷。普莱斯在《以书行事》中已经指出,阅读行为虽然理论上可以在志趣相投的读者之间构建想象的社会关系,但实际上往往疏远了真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摆在眼前的书本有时只是个道具,用来隔绝火车上的其他乘客,甚至用来无视客厅里的家庭成员(Price, 2012)。读书人是在虚拟世界中孤独求索,而不是在人与人的互动中解决困惑。而这个孤独的求索过程甚至伴随着身体上的痛苦。早在1893年,威廉·莫里斯在伦敦目录学协会发表演讲《理想的书》(The Ideal Book),详细探讨书本装帧设计的人体工学难题:大书不方便携带,小书不方便翻阅(引用自Price,2019)。便携性与可读性的矛盾,电子书阅读器也尚未完美解决。但普莱斯抛出一个更加耐人寻味的问题:书本的设计者真的想解决使用难题吗?莫里斯本人写过一部小说《世界尽头的井》(The Well at the Worlds End),其中设想出一种极难翻阅的书,只能拿到某片森林的某块圣石上才能阅读(引用自Price,2019)。联想到现在常常用来装点门面的煌煌巨册,不难发现,很多时候书籍并不是为了给读者排忧解难,而是要刻意增加使用难度,抬高象征价值。

普莱斯对阅读史的贡献,不仅在于她戳破了深度阅读的幻想泡沫,更在于她不无忧虑地质疑读书促进平等的美好理想。知识改变命运、读书人人有责的论调随处可见,多读书、读好书的共同追求似乎在拉近百万富翁与工薪阶层的距离。当我们阅读各界名人推荐的好书时,是否意味着我们与他们组成了想象的共同体?普莱斯不以为然。她指出,书籍的生命循环,记录的恰恰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识字的仆人为主人朗读,同为“读书人”,却只有仆人手上沾染油墨。《奥尔顿·洛克》同名主人公辛勤劳作之余秉烛夜读,表哥身为剑桥子弟,读书只不过为了应付学业。《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当中,玛琪·塔利弗翘首盼望哥哥从学校回来,如痴如醉地捧读他不屑一顾的旧课本。与其说书籍消弭阶级差异、促进性别平等,不如说书籍见证了阶级与性别的不平等。鼓吹岁月静好、积极自救的阅读疗法正在削弱书籍的社会批判功能。普莱斯提醒我们,读书不应该总是带来快乐,也应该激起愤怒。一味从书中寻找快感,未免陷入书籍拜物教的陷阱。

总的来说,普莱斯认为当前的阅读文化正在经历两个层面的过渡: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从权力机构荐读到全民自发荐读。这两个层面有相通之处:阅读内容具体有什么变化不重要,读者如何掌控阅读内容才是关键问题。人们对电子媒介的焦虑,很大一部分来自电子媒介对注意力的支配,尽管这份焦虑在印刷媒介时代同样存在。而当前如火如荼的全民读书热,正在制造一种读书万能的错觉,这种盲目乐观的危害也许更甚于旧时代的教会和学校牢牢掌控书单。每个人都可以设计自己的书单,也可以骄傲地宣布自己的书单比其他人的更有价值。

在笔者看来,这两个层面的过渡各自隐含若干未解难题。普莱斯试图强调,我们当下面临的阅读媒介变革及其引发的焦虑,古人早已经历过。从纸质书到电子书,类似于从莎草纸、羊皮纸到现代纸张,从手抄本到印刷本,每一次变革都会引发一次集体焦虑。但正如所有求同之说皆可引发存异之辩,我们总能举出一些当今时代不同于以往的特点。比如当前电子媒介和印刷媒介暂时不存在一争高下的问题,两者在图书市场上分庭抗礼甚至相辅相成。不像几个世纪前,造纸术的改良导致莎草纸、羊皮纸需求量暴跌最终彻底成为文物,这个过程一度对畜牧业造成沉重打击。当时那些怀念羊皮纸质感的读者,以及卖不出羊皮的牧民,也许只能眼睁睁地见证历史进步的车轮碾碎他们的情怀和生计。同理,我们当下的焦虑不是因为我们看不到电子书的便捷和纸质书的局限,而是因为我们担心將来彻底失去选择权。究竟是我们自己在做选择,还是市场替我们选择,这正是普莱斯本人也在思考的问题。

本书不断提醒读者,关于阅读的迷思和焦虑早已有之。普莱斯显然不会直接给出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案,但字里行间暗示了一些她认为可行的思路。比如她委婉地建议,无论是英文系出身的专业读者,还是象牙塔外的广大读者,都应该多关注书籍的物质特性,意识到书籍远远不是天然值得顶礼膜拜的神圣事物。这个思路也暗示了她本人从文学研究转向书籍史研究的动机:英文系教授给学生推荐的书单常常惨遭漠视,而在文学教学中引入书籍史意识,或许可以帮助学生理解阅读习惯的前世今生,也帮助自己理解学生们形形色色的阅读态度。由此引出阅读史的目的论困境:研究阅读文化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理解了各式各样的阅读习惯之后又该如何取舍?如果走马观花与含英咀华无非是不断变换的流行风尚,文学研究多年以来强调的细读训练又该何处安放?

阅读史作为书籍史的一个分支,在书籍史的现代化进程中功不可没。传统意义上的书籍史,与文献学、编辑出版学、校勘学等领域关系密切,而这些领域在韦勒克和沃伦眼中属于文学研究的基础工作,负责为文学研究搜集证据(Wellek & Warren,1949)。阅读史也曾经等同于或服务于教育的社会史、印刷品传播的定量研究、文本的影响研究和传播研究(Hall,1996)。理查德·奥尔蒂克(Richard Altick)1957年所著《英国普通读者》(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将阅读行为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来研究,是这一领域影响深远的代表作。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文化史风潮中,阅读更是备受重视的研究对象,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从形形色色的阅读行为出发,考察读者们所处时代的文化心态。从所读推知所思,逐渐成为阅读史的重要研究思路。书籍史的概念也悄然发生变化,从某本书的历史(History of a Book)、某些书的历史(History of Books),逐渐演变为书籍这一事物本身的历史(History of the Book)。当年达恩顿振聋发聩的名言“书籍不仅记录历史,也创造历史”,用的仍然是复数的书籍(books)一词(Darnton,1990)。普莱斯提醒我们,书籍这个概念既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不仅是古往今来各类图书的统称,也承载着人们对于文化生活的种种想象。

文学专业出身的普莱斯,对文本和书籍都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她在前两部著作中展现出深厚的文本分析功底,但同时也有意识地与传统的文本分析方法保持距离,有时稍显刻意地强调书籍史与文学批评的不同路径。《以书行事》谈到书籍史家难免从虚构文学中采集证据,语气略显无奈。《谈论书籍》更是多次区分书籍史和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认为前者重点关注物质载体,后者侧重研究文本内容。字里行间流露出历史学者数十年来的求真焦虑,书籍史学者常常与虚构文本打交道,不安全感难免更深,唯恐研究素材算不上史实。其实书籍史学者或许不必如此急于自辩,现代书籍史作为文化史的一部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先驱者们已经在方法论上突破了史实与虚构的界限,认为虚构文本和历史事件一样,能够真实反映一个时代的心态。罗伯特·达恩顿的代表作《屠猫记》(The Great Cat Massacre)正是文学与史学方法相辅相成的典范。在达恩顿眼中,小红帽的故事也可以视为历史材料,反映18世纪欧洲农民在恶劣治安环境下形成的高度警惕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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