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院士”留下无字丰碑

2020-02-10 04:02:19 党员文摘 2020年1期

张烁

2019年8月12日,刚刚过完入党70周年的“生日”,89岁的他安详离世,走得坦坦荡荡。

积蓄,一分不剩,全都捐给了华南农业大学;后事,如他所愿,没有告别仪式,遗体捐给国家;最后一笔党费,老伴代交了。

这一生,他是那样简朴,简朴到家里连窗帘都不挂;可他又是那样富足,一生家国情,桃李满天下,身后泽被万千学子,留下闪光的无字丰碑。他曾说,生活过得好,不是追求舒服,而是“无愧我心”。

他,就是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水稻遗传学家卢永根,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布衣院士”。

2019年11月15日,中央宣传部追授卢永根“时代楷模”称号。

“中国共产党指给我有意义的人生之路”

1930年,卢永根出生于香港一个中产家庭,家里有电话、出门有汽车。11岁那年,日寇占领了香港,他被父亲送回广东花都老家避难,谁料想,这里也被铁蹄践踏。

亲历国土沦丧,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卢永根陷入迷茫。就在这时,一道“红光”照进了他的人生。

1949年8月9日,卢永根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把入党那一天看成生日,新生命的开始。所以,每年这一天,我都为他过生日。”87岁的老伴徐雪宾颤巍巍地笑了,有点羞涩地透露了一个小秘密:“我想在这一天干一件最让他喜欢的事,所以在1957年8月9日,答应与他结婚。”

新中国成立前夕,卢永根受党组织派遣,离开香港,前去广州领导地下学联,迎接广州解放。“我为什么要抛弃安逸的生活而回内地呢?是中国共产党指给我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只有社会主义祖国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卢永根说。

作为华南农业大学的校长,卢永根这样定位自己的三重角色:先党员,再校长,后教授。

“虽然我现在疾病缠身,无法自由地行走,但是,我的意识是清醒的,我的牵挂是不变的,我的信仰是坚定的!”岁月无法磨灭卢永根的初心。住院不久,卢永根和老伴向党组织郑重申请:“我俩大半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党。这个时候,也不能没有组织生活。”对此,校党委决定,由农学院党委书记等几名党员参与,每月在病房开一次党员学习会。

“我全程看了党的十九大开幕直播,听完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热血沸腾,备受鼓舞……”十九大召开第三天,在病房党员学习会上,卢永根笑得皱纹绽放,“仿佛回到刚入党的那一刻”。

“我是炎黄子孙,要为自己的祖国效力”

“这片野生稻太好了,我们没白爬上来!”2001年10月的一天,广东佛冈的一个山顶上,71岁的卢永根一手拄拐、一手扶树,开心得像个孩子。

爬山不容易,卢永根拄着拐杖,感觉很吃力。“卢老师,您别上去了,我们上去采回来!”学生刘向东不忍。“要上去!野生稻的生长环境很重要,我想去看。”没办法,学生架着他,一步一挪,齐腿深的草打得裤管“刷刷”作响。

野生稻携带栽培稻不具备的抗虫、抗病基因,是改良水稻的重要种质资源。连续几年,卢永根带着学生们奔波在广东高州、佛冈、遂溪等地,苦苦找寻。

卢永根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丁颖教授的助手。“抗战时,丁老师带着水稻种、番薯种,一直逃难到云南,把种质资源保护下来。”谈起恩师,卢永根十分敬佩。丁老师去世后,卢永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团队完成了恩师未竟的事业,保存了具有特色的野生水稻基因库,首次提出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新观点。

上世纪80年代,高校论资排辈风气严重,年轻科研工作者难以“出头”。时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的卢永根决心要捅破这层“天花板”。他冲破重重阻力,破格晋升了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平均年龄40岁,最小的年仅29岁,其中5人直接由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卢永根的日记扉页上,抄写着艾青的诗句。

曾几何时,在美国的姐姐苦劝卢永根一家移民,可怎么也说不动他。卢永根说:“我是炎黄子孙,要为自己的祖国效力。”他在给留学生的信中写道:“外国的实验室再先进,也不过是替人家干活。”在他的劝导下,多名学生学成归国。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祖国故,两者皆可抛!”在一次对学生的演讲中,卢永根化用著名诗句深情表白。晚年,又有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国内,他说:“你向党、向人民作过许诺和宣誓,那自己要遵守了!”

“党培养了我,这是作最后的贡献”

“老卢啊,你身后,储蓄怎么处理?”2016年底,身患癌症的卢永根住院,老伴徐雪宾问道。

“捐!”卢永根脱口而出,只有一个字。

“好,我也是准备捐的。”没有任何思想斗争,老两口就作出了这个决定。

2017年3月14日下午,卢永根被人搀扶着,吃力地迈上银行台阶。他颤巍巍地打开黑色旧挎包,掏出了里面的十多张存折。周围安静极了,只见卢老吃力地在一張张凭证上签字,一次次输入密码。不久后,他又在另一家银行捐出了其他剩余积蓄。

8809446.44元!老两口没有留给唯一的女儿,而是成立了“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徐雪宾说:“我们的生活样样都得到满足了,这些钱就是多余的。”

样样都得到满足了?走进老人的家,仿佛回到上个世纪。铁架子床锈迹斑斑,挂蚊帐用的是竹竿,一头绑着绳子,一头用钉子固定在墙上;台灯是几十年前的款式,收音机一修再修……

“这些东西没有用光用烂,还能用,物还没有尽其用。”卢永根说。“床已经很好了,我们刚结婚时,4个条凳架上板子,就是床。”徐雪宾很满足。

出门,80多岁的老两口背着双肩包、头戴遮阳帽,挤公交、换地铁;吃饭,“叮叮当当”拎着饭盒,和学生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吃得一粒米都不剩。看到有学生剩饭,卢永根总忍不住提醒:“多少株水稻才能出一碗米饭?”

这已经不是卢永根第一次捐赠。早在2015年,他就和老伴回到家乡,把祖上留下的两间价值100多万元的商铺,捐赠给当地的罗洞小学。

这些事迹,大家说是“捐”,可卢永根却说是“还”:“党培养了我,这是作最后的贡献。”老伴徐雪宾也说:“我们两个年轻时就受到党的教育,国家给了我们许多,我们用不完了,当然还回去。”

不仅“还”钱,他们觉得连自己的生命都是党和国家的,也要“还”回去。于是,双双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

“布衣院士”卢永根走了,走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他不留财产、不留遗体、不留墓碑,但是,他却留下了很多很多……

〔摘自七一网(七一客户端)/《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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